【多维视野】于宏 | 消费时代的“苦吟” 诗人——对阿来藏地书写的一种文化考察（下）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5辑
毋庸置疑，藏地的文化体系中，藏传佛教文化占据着重要位置，它对藏族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广泛的、持久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心理意识和精神世界，藏传佛教都无处不在地产生着或轻或重、内隐外显的广泛影响。这依然是当代藏族社会文化的一种现实情形。但另一方面的情形是，随着藏区社会的发展变化，藏族传统文化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传统文化对民众生活方式和精神心理意识的影响和作用也发生着变化，同时民众对传统文化习俗的态度和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那些来自遥远的异地的人们却只“惦记”着藏地文化传统的一面，而无视其纷繁复杂和变化更新的一面。在他们的想象中，笼罩在朦胧迷离的桑烟和有韵律的诵经声中的藏地，就像《消失的地平线》里所描绘的那样，是佛光普照、祥和宁静的香格里拉。在那里，彩色经幡随风飘动，僧侣尼姑面目慈祥，善男信女朝神拜佛，作恶之徒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呈现出一片神圣庄严、和美安详的景象。他们还同时认为，宗教自身内部，身处宗教氛围中的人们之间没有利益之争和权力博弈。
对于这种“一厢情愿”、不着边际的精神臆测，阿来用不满而略带嘲讽的口吻说：“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有关藏族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书写，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数的时候会基于一种想象。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美丽的误读。把青藏高原上这个民族文明长期停滞不前，描绘出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的精神生活的自然结果。”不是阿来言辞尖刻，而是外部世界的期待太过理想化，已经完全偏离了广袤藏地的现实情形，遮蔽了更为普遍切实的生活现实。事实上，在中国广袤辽阔的青藏高原，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些靠想象描绘出的“遍布宗教上师”“到处流布传奇”的社会历史景象。宗教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古代时期没有出现过如此景象，现代文明逐步发展的当今时代更不可能存在这种奇妙的景象。这完全是人们精神臆想的结果。毫无疑问，它严重误导了人们对藏地现实生活真相的客观认识。事实上，这种想象性的描绘，反映出的是寄居在繁华都市里的现代人的一种奇怪的心理意识和精神企图。这种心理意识和精神企图揭示出的往往是人性的某些怪诞的侧面。
在许多的误读中，一些人喜欢根据自己的感受，阐发一些自以为是的看法和判断。他们总会以文化保护者的角色和立场，来检视自己在藏地看到的一些现象。比如，在他们的想象中， 氤氲着宗教烟云的藏地，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是虔诚的，他们信佛的方式必然是古典的。当他们看到以磕长头、跪拜这种原始传统的方式奔走在朝圣旅途中的信徒时，就会发出啧啧的赞叹和露出惊讶欣悦的目光，并认为这是人世间的一道最为奇美的文化风景，且由衷希望这种现象不要消失，永永远远地存在下去。而当他们看到年轻一代的宗教信仰者穿着时髦的服饰， 骑着自行车或驾驶小轿车去烧香磕头、朝神拜佛，就对此深感忧虑，甚至深恶痛疾，并断定这是对神圣宗教的不敬与亵渎，认为这些朝圣者并不是真正的信徒，因为他们没有真诚的宗教灵魂，他们的求神拜佛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生活游戏而已。一些人甚至会由此而痛恨现代物质文明，认为是现代物质生活的发达，促使人性蜕变，并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从而使得古典淳朴的文化风气渐行渐远。更有甚者还认为这是对地域文化的彻底毁坏，于是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副杞人忧天的神态。
但是，这些外来者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其实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历。他们忘记了文化是流动的、变化的这样一个几乎是常识的现象。就国内而言，那些来自中国中心地区的大都市的人们，他们是最能体会到文化的流动特性和变化属性的。如果考察中国内地文化的演变历程，这种情形就更为清晰可辨。比如汉族文化里春节拜年的习俗。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但这一习俗从古到今一直在变化着，直到现在，其形式仍在变化。古代社会拜年要磕头作揖，再后来携带礼物登门问候，现如今打电话发短信也可以拜年，而且已经相当流行。我们不能以磕头作揖为价值、道德标准，以此来判定现如今打电话发短信拜年就是心不诚意不切，就是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再比如，中国的守孝文化，古代社会父母去世，做儿子的要长时间守孝而不去从事其他活动，所谓的“守孝三年”说法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传统社会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孝道。但这种被传统社会奉为理想孝道的守孝行为，已经完全被现代社会淘汰了。当今中国社会没有哪个人会践行这样的孝道，而是与时俱进，以更为经济文明的方式表达对亲人的缅怀与尊重。难道我们因为孝道传统的这种巨大改变而指责当今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吗？如果我们不认可这种指责，认为这种指责毫无道理，缺乏历史眼光和发展意识，那么我们有何理由去指责那些具有现代气息的朝圣方式，就是对宗教信仰的不敬与亵渎呢？他们只不过是积极顺应时代的变化，对传统方式作出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而已， 这与信仰的真诚与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些在现代文明里浸泡的人们，完全凭自己的臆测作出这种不着边际的价值判断， 纯粹是一种怪诞心理作祟的结果。事实上，这些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的确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怪诞心理。一方面，他们在现代化的都市里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种种成果，随意释放着个人的种种欲望，挖空心思寻求各种肉体与精神刺激，认为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存在价值。他们对现代文明带给自己的这些享受从来不会轻易拒绝。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程度地患有现代文明病，对现代大都市里的文明现象往往看不顺眼——这其实是审美疲劳造成的心理逆反，当然也有生活的不如意造成的情绪化冲动。由于此，他们梦想着寄身于香格里拉这样的世外桃源。于是，当他们怀着乌托邦式的梦想来到传说中的青藏高原，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传说里中世纪才有的宗教人文景象，以此来满足自己虚妄的精神需求。事实上，他们的所谓寄身于世外桃源，也仅仅只是一种短暂的精神意念。就像吃惯了红烧肉的人时不时吃些豆腐白菜之类的素菜调剂口味一样，这些现代文明的宠儿迷恋古老原始，甚至落后野蛮的文化景象，也只是一种生活调剂行为而已。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始终生活在古老原始的文化氛围中，亘古不变地保持所谓的淳朴自然的人性和超然精神，而自己却站在人类文明的顶端俯视着这一切，并表现出胸怀天下的“人文情怀”。这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奇怪心理。
面对无处不在的文化误读，对于这些看上去颇具“人文情怀”，其实非常拙劣可笑的文化误读，作为文化人的阿来既清醒，又深感不满与无奈。当然，无奈没有使他绝望消沉，他依然为消除误读而不懈努力。他创作的目标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弱、消除这种误读。他说：“今天，文化之间的误读在社会中大量存在，而我们做文化工作、文学工作的人，正是要消灭这样的误读。文化和文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不同族群之间建立沟通。”阿来是如何在具体的创作中对这种误读进行回应的呢？
毫无疑问，阿来的作品有想象的成分。他承认在处理真实与想象的关系时，由于受藏地民间文化的影响，并不完全恪守客观现实所提供的本真生活，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想象来反映人们的生存状况。但这并没有影响阿来用写实笔法去观照本真生活。按笔者的理解，阿来所说的现实生存状况是指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与普通民众生存困境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综观阿来的文学世界，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底层化的，散发着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的民间世界。阿来的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无论是中短篇《老房子》《守灵夜》《旧年的血迹》《永远的嘎洛》《阿古顿巴》《月光里的银匠》《孽缘》《格拉长大》等， 还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都没有丝毫的脱离尘世的宗教意味，尽管小说中并不排斥、缺少宗教文化现象。即使是对被视为史诗的格萨尔的重写，也充满了世俗气息。更为显著的是，阿来从不用浮华的笔调掩饰藏地民众——既包括权贵、僧侣，也包括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也不虚饰生活在各阶层的人们的种种世俗化的生存欲望。他们与生活在任何地域，与活动在任何文化环境中的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都要生老病死，都心存善念却也能够心生邪念，既能够互相帮助，也会尔虞我诈，既能珍爱亲情，信守伦理道德，也会率性而为，破坏日常规范。
举凡人类身上所具有的优缺点， 在他们身上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他们不会因为信仰宗教，或者受宗教文化的熏陶而升华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者。在阿来笔下，他们首先是需要生存的人，然后才是宗教信仰者。以《尘埃落定》为例，无论是对土司家族权势兴衰、人事关系的讲述，还是对出家人传教生活的描绘，以及对生命卑微的下层民众困苦境遇的展示，阿来的笔法都是严苛的。土司政权之间的征战杀伐、权益交易，土司家族内部亲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拥有身份地位的土司头人、少爷小姐肆意奔发的肉体欲望；出家人为了自身利益拉拢权贵，并为此而相互争斗排挤；身处底层、受人压迫凌辱的下人们，既宿命般地接受被凌辱的命运，又狗仗人势、为虎作伥，以做权贵忠实的侍卫而自豪… …小说展示的是一个充盈着世俗气息和笼罩着残酷野蛮气味的世界。在阿来的审美意识中，这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境况，它有可诅咒的一面，也有可悲叹的一面。但一些天真单纯的人，一些靠想象生活的人，一些不愿正视现实的人，对此却表现出了不解与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藏地——至少是对嘉绒藏地历史与现实的歪曲，是对宗教文化的大不敬。他们在公开和半公开的场合发表一些不满的言论，但就是不愿意转变自己固执僵化的思维，不愿意正视现实。毫无疑问，阿来的这种近乎“冷酷”的写实笔法，对消解、破除外部世界对藏地宗教现象的想象化误读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些因阅读《尘埃落定》而产生的不解与愤怒，从另一个角度上，就是这种消解、破除产生效果的体现。这样的消解与破除也存在于他对当代藏族社会历史变迁的描绘上。以《格拉长大》为例，可以看出阿来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格拉长大》是与长篇《空山》在题材与主题上类似的短篇小说，描绘的是当代藏族社会一隅，底层民众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意识。《格拉长大》篇幅短小，容量有限，但它依然能够显示阿来一贯的创作取向——对藏地“本真”社会、自然生态的艺术展现。小说以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小男孩格拉为主人公，以沉重压抑的笔调描述了生活在山林深处的机村村民们了无生机， 但又并不缺失生存欲望的生活状态。格拉母子生活穷困，为了活命而苦苦挣扎，但他们依然心存希望。小说以此为主线，叙写了村民们的冷漠麻木，成年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孩童之间的取笑嘲弄，生活的甘甜与苦涩，人性的美好与阴暗。这些存在景致，就是机村人的生活现实。在机村这个微型的山地藏区，阿来把社会时代背景推向幕后，着力展示的是自然流程里的生命状态。它既没有世外桃源般的和谐静溢，也没有严冬酷暑般的荒寒暴烈。它只是依照大自然赋予的生命规律和人事关系所构建起的世情风俗而存在着，在岁月的长河里送走夕阳， 迎来朝霞，完成生与死的交替轮回。这就是阿来诸多小说所展示的藏地现实。与那些被严重情绪化、抽象化了的藏地相比，它更为具体可感、真实可信。
与诸多当代藏族作家创作一样，阿来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宗教文化现象，但阿来从来不以神圣化的笔调去描绘它们，而是更倾向于从世俗人心的角度去展现它们。在别的一些作家笔下庄严、神圣，甚至神秘化的宗教文化现象，在阿来的笔下都是日常生活化的，都与个体生命的日常生存息息相关。即使是那些远离尘世，身处清静肃穆的寺庙里的出家人，阿来也不会想当然地视他们为六根清净的超凡脱俗者，尽管他认为宗教会作用于人的灵魂情感，从而会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他更倾向于深入探究那些表面看来看破红尘、寄身佛祖的出家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去揭示他们对尘世的不舍与依恋，发现他们虽然平静，但却心有不甘的内心波动。尽管这种波动是细微的、难以察觉的。正是从这种生活理念和创作意图出发，阿来让自己笔下的出家人身上充满了世俗气息。他们身在世俗之外，但从来没有离开过世俗。不管是权力方面的追逐，还是物质利益方面的需求，抑或是对热闹缤纷的滚滚红尘的渴望，他们都会显露出趋向世俗的一面。早在《尘埃落定》里，阿来就描述了藏地不同教派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派系之争，也揭示了宗教派别为了维持自己的权益，与土司权力建立利益网络，达成相互利用的默契关系的历史现实。如果说作为小说的《尘埃落定》因为虚构而存在着非理性的艺术判断，那么，被视为具有民族志价值的《大地的阶梯》，则以非艺术化的方式表现了阿来对宗教文化的理性思考。
在长篇游记散文《大地的阶梯》中，阿来基本上以实录的笔法，记述了自己对藏地（主要是四川阿坝一带）风物人情和历史发展的感受与思考。其中既有对历史文化的缅怀敬仰，也有对现实存在的反思忧虑， 同时对那些附着在神话、传说之上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分析剥离，对那些有关宗教文化的不实言词进行了质疑。在《大地的阶梯》中，阿来对地域民族文化的态度是理性的、冷静的，他更在乎与民族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存在，因此他倾向于展示宗教文化的现实基础，更倾向于探究世俗环境中的宗教文化心理。在本书中，阿来描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阿来对宗教文化现象的深度拷问。在与某个寺庙的小喇嘛对话时，阿来坦言，自己因与寺庙住持争论而感到内疚，希望小喇嘛告诉住持不要介意。小喇嘛回答说，自己信仰佛教，但却并不完全相信师父所说的话，因为他知道师父说的有些话并没有道理。此时的阿来从小喇嘛的眼神里看到的是清冷、孤寂与落寞。阿来此种描述的言外之意是，身居寺庙、远离尘世的小喇嘛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渴望寺庙之外的繁华世界的，只是因为信仰宗教而不得不抑制这种正常的渴望，使其无法得到表露、释放而已。
《大地的阶梯》书影
阿来这样写并不是为了否定这位小喇嘛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更不是以点代面地否定藏族民众宗教信仰的坚定，而是为了揭示宗教信仰与现实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是想说明即使是身为神职人员的僧侣，他们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与现实隔绝。因为阿来明白，许多来自异地的写作者往往在先人为主观念的驱使下认为，那些坚守在大山深处、密林之中的寺庙里的出家人，内心是平静而充实的，他们六根清净、无欲无求，完全超越了现实存在。外来写作者的这种思维定式，有意无意中把普通的宗教信仰神秘化、神圣化了。毫无疑问，这是纯粹的精神臆想，与繁复驳杂的藏地文化现实是不相吻合的。阿来揭示小喇嘛的深层心理，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毫无现实生活根据的精神臆想。
也许有人认为，对小喇嘛隐秘内心的推测，也是阿来“臆想”的结果。依照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即使阿来的推测是“臆想”，我认为他的推测也是可靠的。阿来曾说：
“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人们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
我相信阿来的言说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创作是以厚实的生活作为根基的。与那些身在“局外”的异地人相比，他的“藏地书写”更具“在地性”（“在地性”是阿来谈自己的创作时提到的一个词，意指创作要接上地气，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不能随意想象虚构而无视人的生存困境）。
在藏地生活多年的阿来，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现实生活境况是有着相当的了解的。他明白人们信仰宗教的动机和行为，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单纯的精神、情感问题，也是一个与现实物质生活和世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许多时候，人们的宗教行为其实是现实境遇直接作用的结果。而宗教的超现实功用也是有限度的。不是人们信仰了宗教，世间的苦难就会远离他们，或者说世间的苦难就会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每一个信仰宗教的人都只是为了超凡脱俗、忘却红尘才去信仰宗教的；也不是每一个人只要信仰宗教，就会变得超凡脱俗，就会看破红尘，无欲无求，就会心甘情愿地舍弃世俗世界里的种种现世幸福。考察古今中外宗教文化史，这样的人少之又少。除了那些传说中的高僧大德、得道高人之外，普通信教群众似乎更接近世俗而成为芸芸众生。一看到出家人就联想到超凡脱俗，一遇到朝圣就臆想那是纯粹的宗教行为，实在是一种缺乏生活经验的幼稚想法。即使在广袤辽阔的高原藏区，这种想法也是理想化的。这种理想化的景象在阿来的认识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那些人（藏族民众——笔者注）大多数都在为生存而努力，而并不如外界所想象——那里的人都是一些靠玄妙冥想而超然物外的精神上师。须知，精神上师们也有基本的生物需求。”那里的环境对于有着生存需求的人们来说是酷烈的、严苛的，由此人的生存也相当艰难。“ 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高远之地想象成一个世外桃源，并给这个世界一个命名——香格里拉。当全世界都在进步时，更有人利用这种想象，要为西藏的不进步、保守与蒙昧寻找同情，寻找合理性。”阿来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摒弃了这种意念化、理想化的想象，他所做的是尽可能地关注、书写广大民众切切实实的生存境遇。
在当代藏族文坛，阿来的这种承载着额外意义的创作并不是孤独的。与阿来一样，其他一些藏族作家也有着类似的写作倾向。他们的创作与阿来的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具有阿来所说的“祛魅”和“祛蔽”的作用。
当代藏族女作家梅卓写过一篇散文，其中一个片段讲述的是她与一位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去朝圣的女性之间的对话。在行文中，梅卓对这位朝圣女性的命运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为此而流下了难过的泪水。依照外部世界对朝圣的理解，这种行为应该是值得钦佩与赞扬的，尤其是在物质消费甚嚣尘上的当今时代，这种追求精神超越的行动实在难能可贵，作家怎么会为此而伤心落泪呢？是在质疑朝圣本身吗？梅卓当然不会否定朝圣的意义。事实上，她也没有否定或反对朝圣行为本身， 她只是更关注那个妇女的现实命运。因为她在交谈中得知， 那个妇女在现实中过着一种艰难而痛苦的生活，痛苦来自她丈夫对她的虐待。这位妇女之所以去朝圣，是想以此来摆脱源自现实生活的痛苦与不幸。这位妇女信仰宗教，但她并不定然追求一种超凡脱俗、远离人世的生活。与普通人一样，她渴求能够拥有幸福平静的世俗生活， 但现实遭遇让她感到绝望。她只能通过朝圣的方式去减轻自己的苦痛与绝望，为现实生活存留一线希望。梅卓对朝圣妇女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并伤心落泪，是人之常情，但我们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梅卓也许看得更为深远， 她是在为这位女性的未来生活感到担忧。因为她知道，即使完成了神圣的朝圣，此前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痛苦，就能远离这位柔弱的女性吗？毫无疑问，梅卓的描述是对现实的真实再现，是对藏族普通民众文化心理的真实揭示——朝圣与现实生活是一种功利关系，朝圣不是为了超越什么，只是为了摆脱现实的不幸。在此问题上，梅卓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她没有想象性地越过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与现实境遇，编撰一些不着边际的美丽图景，去满足外部世界的猎奇心态，而是以人道主义的深厚情怀，真实地展现了宗教与现实生活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表达了她对现实存在的真诚关怀。在这一点上，梅卓与阿来是殊途同归的。
朝圣者
自从那个充满了奇异色彩的字眼——香格里拉出现在异域文化中之后，外界对中国藏地的误读就越来越普遍，时至今日已经成了一种难以挽回的趋势。即使有阿来这样具有强烈现代理性精神的藏族作家，不断地从事反误读的文化工作，其效果依然并不乐观。对此阿来感到无奈而沮丧。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很多时候，看到外界对我脱胎其中的文化的误读仍然在继续，而在这个文化内部，一些人努力提供着不全面的材料，来把外界的关注引导到错误方向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绝望。”但他却不愿放弃，也没有放弃。他说：“但绝望不是动摇。这种局面正说明，需要有人来做这种恢复全貌的工作，做描绘普通人在这种文化中真实的存在境况的工作。”
阿来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额外意义，也清楚自己工作的艰难。说实话，我对阿来的这种反误读的文化努力也不抱乐观态度。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当今时代，在现代传媒——电影、电视、网络、手机微信、报纸等如此普及泛滥的电子时代，在世俗生活如此浮夸且娱乐享受如此高涨的文化狂欢时代，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又缺乏严肃的文化态度和健康的心理机制的当下社会，早已日薄西山的精英文学创作在传播效应上，是不能与现代传媒同日而语的。阿来的文化纠偏工作和祛魅努力，注定是一种无法赢得热烈掌声和显著效果的演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阿来的写作是一种“苦吟”。“苦”既指阿来的写作在祛魅层面上得不到他所想要的回报，也指阿来即使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后果，却仍然坚持不懈的文化担当精神，因为这会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无奈的滋味和绝望的痛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阿来的精神意念和文化品格。“ 消费时代的苦吟诗人”，是阿来留给我们的文化剪影。
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了网上正在热炒影视明星张铁林举行坐床仪式的话题。我对藏传佛教仪轨的了解并不深人，不能判断张铁林坐床仪式到底是真是假，更不知道像张铁林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举行坐床仪式，但看到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明星坐床”的话题，一种滑稽感不由得升上心头。在文化大众化的当今时代，随性而为的自由和随意炮制文化景观的现象已经成了一种时代潮流。不知道阿来看到“明星坐床”的话题有何感想。但愿这种滑稽景观能够更加坚定他“苦吟”的信念。
作者单位：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